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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上海】電影伴我一生



吳思遠,生於上海,香港著名電影導演、出品人、制片人、監制,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香港電影導演會永遠榮譽會長,香港特區政府“銅紫荊勛章”獲得者,曾任上海市政協委員。

從愛看電影到投身電影界

我自幼喜愛看電影。青少年時我隨傢人離開上海移居香港。當時邵逸夫先生剛在香港創辦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仿效美國電影公司大廠制片體制開啟瞭香港電影的新紀元,香港電影無論從工業層面或美學層面都發生瞭質的飛躍。

香港新法書院畢業後,我先去香港一所中學教書。但漸漸地,我卻萌生起投身電影界的念頭,1967 年,“邵氏兄弟”旗下的“南國劇團”除瞭演員訓練班外新開瞭電影編導班,我報名考試被錄取,畢業之後,在編劇李至善老師引薦下進入“邵氏兄弟”當場記。當老師時,我每月的收入是 800 元港幣,而做場記隻有 200 元。但這是一個實現心願的機會,我不願放棄。很幸運,我被分配到羅臻導演劇組。很快,我成為瞭一名副導演。

我從影之時,是香港電影確立本土意識的過渡轉型時期。 60 年代後半期,香港社會發生瞭重大變化,經濟騰飛,工業得到瞭快速發展,香港逐漸向國際化都市邁進。在社會轉型之後的文化復合體中,西方文化較為強勢,而地理的因素,又使嶺南文化作為一種地域文化,對香港的影響亦很深。這讓香港在文化形態和文化精神上,有瞭自己鮮明的個性風貌。香港電影便在這樣的現代都市的經濟和文化基礎上逐漸形成瞭自己的風貌,開始瞭本土化意識的覺醒。在此環境中,出現瞭表現暴力、陽剛且極具感情宣泄的新武俠片和功夫片,並創下瞭華語電影的品牌。從業之初,我便直接投入本土化商業類型電影制作,拍攝的影片大抵上也是遵循瞭這一類型規律。

1971 年,我獨立執導的第一部影片便是動作類型的《瘋狂殺手》,男主角是高遠,女主角是歐陽佩珊。次年,我推出瞭成名作《蕩寇灘》:在主題上以中日對抗為主,激起觀眾的民族情緒;在表現形式上,以激烈刺激、充滿動作的武打場面為主,我起用瞭一批具有真功夫的演員,打鬥動作均較為真實。影片在香港及東南亞地區廣受歡迎,僅在港就創下瞭 176 萬港元的票房紀錄(那時香港票房能過 100 萬港元已是瞭不起),是年 27 歲,而我也成為這一時期較有影響力的商業片導演之一。

之後,我又執導瞭《餓虎狂龍》、《香港小教父》、《生龍活虎小英雄》、《李小龍傳奇》、《南拳北腿》、《南拳北腿鬥金狐》、《鷹爪鐵佈衫》等武俠片或拳腳功夫片。這些影片一反當時某些武俠功夫類型片內容空洞無物、人物性格蒼白、故事性差的缺陷,設計瞭多條線索,增強瞭情節的曲折性和氣氛的渲染,取得瞭較好的效果。

在拍攝武俠功夫片的間隙, 1975 年和 1976 年,我連續推出瞭《廉政風暴》和《七百萬元大劫案》兩部紀實性影片。在這兩部影片中融入瞭我對香港社會現實的思考。《廉政風暴》描寫香港反貪污運動掀起的社會風暴;《七百萬元大劫案》表現重大犯罪案件,兩部影片均以新聞紀實手法架構。其新聞紀實性首先表現在重現瞭當時香港社會許多轟動性的事件,兩部影片均沒有大明星,完全使用新人和業餘演員演出,這種做法在當時雖有一定的冒險,但表演風格卻顯得自然、貼切,更好地表現出瞭真實的香港社會。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之後,在武俠動作類型占據主導地位的香港影壇,紀實風格的影片獨辟蹊徑,之後逐漸壯大成為這一時期的另一主流影片,可以說是我開創瞭風氣之先。

20 世紀 70 年代後期開始,我的主要角色轉為電影制片人,但依然在80 年代中期編劇及執導瞭具文藝氣質的《法外情》,捧紅瞭劉德華。一反大多數港片的胡鬧誇張之風,以文藝類型開始回歸傳統,努力促使香港娛樂片走向正常。

組建思遠影業公司,與內地廣泛合作

1973 年,我組建瞭自己的思遠影業公司。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以“邵氏兄弟”為主的大型電影企業創立的大廠體制在香港達到瞭最為鼎盛的時期,這種制片體制以制度化的管理體制、制片與發行互為一體的“垂直整合”模式以及流水線式的工業化運作,極大地提升瞭香港電影的生產力,引導香港電影經歷瞭 20 餘年的商業繁榮時期。然而,70 年代電視業在香港迅猛發展,出現瞭大量工廠生產式的電視節目,因此純粹的大廠電影工業產品已不能再滿足觀眾的需求,而頗具特色的獨立制作影片倒更受歡迎起來。

這種社會鑒賞心理的變化,宣告瞭流水線式的大廠體制已不再適合新時代的電影生產,必須有新的突破。這種轉變稍前在好萊塢就已發生,當時好萊塢“八大公司”推行的大廠體制在電視等其他新興媒體的沖擊下而逐漸崩潰,而由“大公司”制轉軌為獨立制片體制,由“大公司”選擇合適制片人予以財務和發行支持,最終實行利潤分紅。好萊塢的電影工業因此才得以延續和發展。在世界電影工業發展的潮流沖擊下,香港電影也在發生著微妙的變化。首先是嘉禾電影有限公司與功夫明星李小龍合作,仿照當時流行於歐美的新獨立制片體制,形成小型的獨立制片公司和大型的院線或制片公司合作的“衛星制”,與大廠制度抗衡。

獨立制片體制更能將電影制片權從大制片廠的壟斷中解放出來,主創人員能擺脫流水線式的創作模式,充分發揮自己的藝術創造力,創作出藝術風格獨特的作品來,這一特色在“思遠”表現得尤為充分。如在武俠功夫片和喜劇片大行其道的 70 年代初中期,“思遠”便推出瞭頗具社會性的新聞紀實片《廉政風暴》和《七百萬元大劫案》,並取得瞭票房佳績。

70 年代後期,大廠體制下“炮制”出的常規功夫片開始由盛而衰,我開始嘗試在功夫片中加入喜劇元素,我 1978 年監制的《蛇形刁手》和《醉拳》最具代表性。影片除功夫、喜劇因素外,又加入瞭雜技、舞蹈等元素。香港功夫武俠片的基調也開始變化。我以“給新人機會”作為信條,挖掘出瞭後來在影壇上叱吒風雲的一些人才。成龍主演的電影《蛇形刁手》及《醉拳》一舉成為當時票房最高的電影,這兩部電影在亞洲均創出極高票房紀錄,包括韓國、日本,成龍也從此踏上瞭巨星之路。

20 世紀 70 年代末,“邵氏兄弟”等大型電影企業電影制片業萎縮,大廠體制逐漸消亡,以之為代表的舊的壟斷體制已經結束,台中滴雞精門市而新的壟斷體制尚未形成。在這個夾縫時期,獨立制片體制進一步興盛。“思遠”公司發掘瞭一些在電視臺有潛質的新導演,拍攝新派武俠影片,推動香港電影的“新浪潮”運動,如原香港“佳視”電視臺的導演徐克,1979 年,我投資並監制瞭他的電影處女作《蝶變》,第二年又投資及監制瞭他的《地獄無門》。徐克因此成為當時香港“新浪潮”電影的領軍人物,並於 80 年代初期開始成為重要的商業片導演之一,他後來的不少影片亦由“思遠”出品,如 1992 年的《新龍門客棧》和 1993 年的《青蛇》等,我也參與監制瞭其由成龍主演的《雙龍會》和李連傑主演的“黃飛鴻”系列等動作大片。

我也開始監制其他商業類型片,表明瞭本土化、娛樂化的電影觀念。我也始終沒有忘記文藝片。編導瞭倫理片《法外情》,這個片子讓劉德華在香港演藝界由新人晉升為巨星,之後又投資監制瞭《賭聖》,將周雞精何時喝星馳捧成巨星。我 1995 年投資並監制由陳逸飛導演的《人約黃昏》,1997 年監制瞭《宋傢王朝》等,我個人覺得貫徹瞭我嘗試各種不同類型商業電影的願望。兒童雞精

除作為電影出品人和監制的角色外,我還曾擔任和正擔任與電影有關的多種社會職務,如擔任香港電影導演會創會會長、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主席、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香港電影服務咨詢委員會委員、香港電影導演會榮譽會長、香港電影發展基金審核委員會委員等,有幸為香港電影服務。

我一直是內地與香港電影業互動的積極推動者, 20 世紀 90 年代,我以《新龍門客棧》、《青蛇》、《黃飛鴻之獅王爭霸》、《人約黃昏》等影片率先與內地電影界進行瞭廣泛的合作,並著力於開拓內地市場,還是內地、香港、臺灣三地導演研討會的發起人之一。

2001 年,我成為一名“影院投資人”,創立 UME 影院投資管理集團,2002 年,在三個月內連續在北京和上海開設瞭北京 UME 華星國際燕窩功效影城和上海 UME 新天地國際影城。之後,陸續在全國開設瞭二十多傢影城——電影是我的根本,認真做與電影有關的工作,我樂此不疲。

我還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多所大學兼任電影學客座教授。“教書匠”的生活,加之多年的電影實踐,促我不斷對中國電影業的發展進行理論層面的思考。令我特別高興的是, 2013 年,我獲得第 32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終身成就獎。

上海不僅有高樓大廈,還應有文化凝聚力上海是一個人傑地靈的城市,是我最愛的城市之一,我希望上海不僅有高樓大廈,還應有文化凝聚力。文化是人的血脈,文化也代表一個城市的靈魂。

上海有著豐富的文化遺產。我隨手翻瞭一下資料——魯迅、巴金、茅盾、郭沫若、梁實秋、胡適、葉聖陶、張愛玲、瞿秋白、馮友蘭、朱自清、徐志摩、蔡元培、錢鐘書、傅雷等文學大師都在留下足跡。戲劇大師有洪深、田漢、曹禺等,京劇大師有梅蘭芳、周信芳、程硯秋、馬連良、裘盛戎、尚長榮、張君秋、蓋叫天等,越劇有徐玉蘭、王文娟、袁雪芬、戚雅仙、畢春芳,滬劇有丁是娥、丁婉娥、楊飛飛,音樂方面有聶耳、賀綠汀、陳歌辛、陳蝶衣,國畫大師有吳昌碩、任伯年、張大千、謝稚柳、朱屺瞻、劉海粟、豐子愷、林風眠等。

電影方面我更清楚,中國第一部電影是 1896 年在上海徐園放映的。中國第一部劇情片是 1913 年在上海誕生的《難夫難妻》。說上海是中國電影搖籃絕不為過。當年《一江春水向東流》、《馬路天使》、《漁光曲》、《桃李劫》等經典電影成就瞭周璇、李麗華、白光、陳娟娟、陶金、韓非、劉瓊、金焰、趙丹、白楊等一大批耀眼的明星。各個領域的藝術大師們,豐富瞭上海以及所有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也鑄造瞭上海獨有的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是海納百川的。文化藝術領域的各位大師,來自五湖四海。在上海,他們的創意、他們的才華能夠得到發揮,就像一顆顆種子落在肥沃的泥土裡,生根發芽、綠樹成蔭,成就瞭當年大上海的文化繁榮。


我曾在上海市政協小組發言中舉瞭一個“北漂”的例子,不少年輕人從全國各地來到北京,在文藝圈尋找機會,當然不成功的很多,但不少優秀的人才的確在北京嶄露頭角。但我們沒聽說過“上漂”這個詞。當然,上海有不少一流的藝術團隊,例如上海交響樂團、上海芭蕾舞團,但我認為這是不夠的。去紐約的人一定不會錯過去百老匯看各種舞臺劇,而紐約除瞭百老匯之外,還有很多中小劇場,有很小的團體演出,很多創意由此產生。我希望上海有關方面也能夠提供更大的空間給予中小民營藝術團體,支持和鼓勵其發展,例如降低表演場地費用、幫助其宣傳等。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文化事業例如博物館、圖書館和演出場地、學術性較強的期刊、日漸式微的傳統劇種等,都需要政府大力扶助。對於文化產業,政府要降低門檻,少幹預、多鼓勵,特別是要鼓勵青年開拓創意產業。可以建立公共創意園區,以低廉的價格租給有志創業的青年做工作室,並設立藝術創業基金幫助年輕人成就夢想。提升全民文化素養要從小學開始,讓同學們減少繁重的功課作業,加強傳授各類文化藝術項目,自小培養他們對各種文化藝術的興趣。大傢都有這樣的經驗:小時候背過的詩句到今天仍然能朗朗上口,小時候聽過的優美音樂旋律,幾十年後還會哼,青少年時代看電影的某一個鏡頭或者精彩對白,讓我們感動一生,這就是電影文化的魅力。

(摘自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港澳臺僑委員會編《我與上海》一書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原標題:【我與上海】電影伴我一生)



本文來源:滴雞精比較東方網

責任編輯:王曉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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