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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2003年11月29日，在著名經濟學傢鄒恆甫教授的幫助下，記者在武漢大學見到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J-赫克曼，並有機會與之面對面對話。我於2004年初寫過一篇4000多字的關於詹姆斯-J-赫克曼的訪談文章，那篇文章是應《商界名傢》雜志之約撰寫的，該文發表後受到瞭編輯和讀者的好評。記得赫克曼在武漢大學談瞭太多的問題，幾乎無法在一篇文章裡把它全部寫出來。從時效上考慮，在赫克曼來訪的第二天，記者就在人民網上發表瞭關於他的消息。據人民網的編輯告訴我，關於赫克曼的新聞很受網友歡迎。時間過去快一年瞭，在整理錄音資料時，重新認真聽瞭一遍赫克曼的談話錄音，令記者吃驚的是，他的觀點沒有一點過時的感覺，有些地方甚至令人震撼。為瞭讓更多的人來分享這位赫赫有名的經濟學大師的思想，記者把當時的訪談全部整理出來。
詹姆斯-J-赫克曼簡介：1944年生於伊利諾斯州的芝加哥，曾就讀於科羅拉多學院，1971年獲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從1995年起，赫克曼就獲任芝加哥大學亨利-舒爾茨傑出成就經濟學教授。赫克曼在經濟學領域的研究內容涉及諸如社會項目評估、非連續選擇和縱向數據的計量經濟學模式、勞工市場經濟學以及收入分配的模式選擇等等。2000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瞭兩位美國經濟學傢：詹姆斯-J-赫克曼和丹尼爾-L-麥克法登，以獎勵他們發展廣泛應用在經濟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中對個人和住戶的行為進行統計分析的理論和方法。其中包含瞭赫克曼對分析選擇性樣本的理論和方法的發展，以及麥克法登對分析離散抉擇的理論和方法的發展。
詹姆斯-J-赫克曼的主要貢獻，在於提出瞭對統計數據的選擇偏差進行糾正的簡單可行的理論和方法。所謂選擇偏差是指在樣本選取時因數據的局限或取樣者的個人行為而引起的偏差。例如，考慮受教育程度與個人收入之間的統計關系問題時，一般來說，數據來源總是有偏差的。教育程度高的人群的數據容易得到，而教育程度低的就不容易得到，因為他們的工作可能不固定，甚至常常失業。這樣僅僅以搜集到的數據來做統計分析，受教育程度對個人收入的影響就會被低估。赫克曼為此提出瞭著名的赫克曼修正法。這種方法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先構造一個基於經濟理論的工作概率模型，並由此對每個個人預測其工作的概率。第二步再把這些預測概率加到原來的模型中去，作為新的解釋變量，由此就得到更確切的受教育程度與個人收入之間的統計模型。赫克曼用這樣的方法處理瞭許多類似的問題：例如，失業者再就業的時間間隔問題，職業培訓的估價問題等。
本文核心提示：
■直言中國人力資本投入過少
■中國不同地區的教育投資存在著嚴重不均衡車用擴大機推薦
■人與人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是出生地
■中國投資人力資本的回報率可能高達40％
■中國應開放人力資本市場並進一步減少人才流動限制
■中國教育若另辟蹊徑可能帶動其經濟快速增長
■考評官員政績應考察其在人力資本和教育上的投資
■中美知識產權問題
在採訪赫克曼的前一天，記者在互聯網上搜索與他有關的資料時，看到瞭他的一張肖像照片，這張照片給人的印象是：大名鼎鼎的赫克曼像一位老者，像一位歷史性人物，仿佛離我們這個時代十分久遠，而有關資料告訴我，他出生於並不遙遠的1944年。
這位在56歲即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天才人物，在應用經濟學和理論計量經濟學領域所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矚目，他的關於選擇性偏差和社會規劃評估的方法，及對異質消費者偏好和時間序列數據的分析方法，在應用經濟學領域有著廣泛的應用。赫克曼之所以獲得2000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也正是因為他對分析選擇性樣本的原理和方法所做的傑出貢獻。長期以來，赫克曼把自己的經濟學理論運用於社會實踐，我們從他的許多著述中可見一斑，比如關於涉及美國公民權利和反歧視行動計劃的影響，稅收對勞動供給和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公共及私人職業培訓對收入和雇用的影響，工會主義對發展中國傢勞動市場的影響和資質認証項目的影響。他的著述和論文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用數據說話，且不讓你感到枯燥。
2003年11月29日下午3時，記者有機會聆聽這位世界經濟學大師的講座，並與之面對面對話。當赫克曼走近武漢大學EMBA講壇時，記者的第一個反應是：面前的這位人物與我在互聯網上認識的赫克曼，形象差距甚大。他看起來比照片上的赫克曼年輕得多，而且找不到照片所顯示的那種滄桑感和威嚴，面前的赫克曼十分親切和藹。
赫克曼教授在武漢大學的EMBA講壇上為學員們作瞭一個半小時的精彩演講，演講的主題是關於“中國人力資源問題的研究”。該研究的主要論點是：中國在人力資源（普通學校教育和職業培訓）方面的投入太少。赫克曼教授用他獲得的很多強有力的數據對這一問題進行瞭詳盡的論述。
赫克曼直言中國人力資本投入過少
赫克曼說，中國在人力資本教育方面的投資隻佔瞭GDP比例的2.5％，而在實物資本（房屋建設、工廠建設等）方面的投入又太高，佔GDP的30％。美國在這方面的比例分別是5.4％和17％。赫克曼認為自己十分小心謹慎地研究瞭這些數據，雖然是歷史的數據，但它仍然能夠說明一些問題。他也發現，中國近年來在這方面進行著深刻的變革，所以，他也認真地研究瞭中國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財政撥款。從近幾年的情況看，中國在教育方面的投資從2.5％上升到瞭3.1％，勢頭不錯。但總體來說，中國在教育方面的投資佔GDP的比例仍然是很低的。
赫克曼認為中國的人力資本投資過低的重要影響是投資回報率太低。90年代，教育投資回報率隻有4％，現在可能在10％左右，這就低於實物投資回報率的15％。
正如赫克曼所說，在中國研究人力資本投資是一件困難的事，是需要特別小心的。中國的勞務市場非常特別，既不是完全管制，也不是完全開放。如果用傳統的計算機方程式去做中國的教育投資回報率分析，可能會扭曲真實的數據，其結果可想而知。但智慧的赫克曼用瞭一種最簡單可行的方法來研究這個問題，即教育投資的生產率。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視角，這意味著他並不是研究行業的工資，而是研究投資產出的生產率。
按照世界上對於實物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投資比例標準，中國在人力資本方面的投資是非常低的，這是赫克曼的主要論點。他還有兩個分論點：那就是，在中國目前這樣一個很低的人力資本投資水平的平臺上，各個地區和不同層次的投資分配也是不公平、缺乏效率的。另一個則是，投資於中國的人力資本的實際回報率將非常高。
中國不同地區的教育投資存在著嚴重不均衡
不論是從經濟學、社會學還是新聞的角度上看，我本人都覺得赫克曼對中國各地教育和不同層次的投資不均衡的研究更有趣，對於當今中國可能更有實際意義。
赫克曼認為，中國在人力資本投資的地區和層次等方面不均衡造成瞭很多傷害。包括延緩實物投資回報率的提高，阻礙人們對於實物投資的積極性，因為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可以加快社會經濟增長，還可以解決收入不平衡的問題，而這是目前中國面臨的嚴峻問題。
赫克曼向我們展示瞭一幅驚人的圖表，他用數據準確地說明瞭教育投資不均衡的問題。這幅圖表列舉瞭1998年至2001年中國各大城市按人均ＧＤＰ在小學生教學上的花費。上海的小學生花費是最高的，北京也很相似。但是，看看其他城市你就可以發現，比如湖北、湖南、四川、福建都比上海低很多。赫克曼在說明這樣一個道理，教育投資和經濟發展是正相關的，就是高投入高發展，低投入低發展。從赫克曼的圖表上，我們還可以清楚地看到，教育投資中私人投資部分，包括傢庭方面是否過高的問題。該表顯示，18％是學生自己負擔的部分，看起來不是很高，但在高等教育中學生負擔部分的差異性、不平衡性就很大瞭。高等教育學費佔傢庭收入的23％，而中等教育也佔14％左右。這個比例說明教育負擔對於傢庭來說是十分沉重的，尤其是對中國農村傢庭，他們難以承受。在農村，即使中等教育的支出也會佔傢庭收入的30％。
赫克曼的研究表明，中國農村的教育或基層的教育投資是地方政府財政撥款，這種政策造成瞭富裕地區在教育上的投資遠遠大於貧窮地區。赫克曼說，這種情況在當時教育資源匱乏的時代是可以理解的，但現在就不行瞭。
人與人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是出生地
赫克曼說，中國城鄉差異是不平等的重要體現，禁止城鄉之間人口流動又促進瞭這種不平等性的加劇。在過去10年裡，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也得益於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和資源再分配。如果我們能更加關心流動人口的子女教育及其他方面的問題，就會增強這種流動的趨勢。
北京大學的一位教授的調查研究與赫克曼不謀而合，其調查結果表明，城鄉之間人口流動會降低這種不平等性，但並不能保証，這種遷移流動就能夠消除不平等性。赫克曼認為，人口的遷移流動數達到現在的4倍之後，才有可能減少這種不平等現象。
在很多國傢都存在著這種不平等性，它產生的重要原因是教育水平的巨大差異和技能上的巨大差異。赫克曼建議，在允許人口遷移流動的基礎上，再加上對人力資本投資的補貼，就是去關心一下民工子女的教育，這樣可以大大減少其不平等性。所以，如果能同時在城鄉進行教育投資的話，可能會帶來更好的結果。
現行政策確實加劇瞭這種不平等。對於不平等性，我們不要懼怕，因為不平等可以刺激人們去獲取更高的教育、更好的技能。赫克曼認為，不平等的主要來源是一個人的出生地，出生地很大程度上決定瞭一個人一生的機遇。一個人所受到的限制很大程度上來源於他的出生地和生活地點。對於這樣的不平等性，我們可以用其它政策去解決。
中國投資人力資本的回報率可能高達40％
赫克曼的另一個論點是，在中國投資人力資本，其回報率可能高達30％至40％。這個論點對那些有意投資教育的企業傢無益有著很大的吸引力。
赫克曼說，在經濟學中有這樣一個原理，當你談到生產時，希望回報最大化，為瞭最大化，必須提高投入的回報率。赫克曼認為人力資本的投資回報率要大大超過實物資本的回報率。如果我們把投資從實物資本轉向人力資本，從城市轉向農村，從一個地區轉向另一個地區，我們就可以獲得更大的回報率。
在勞務市場和教育市場，中國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當新技術引進時，需要更多高素質的勞動者來使用。研究表明，中國農村的教育水平比較低，城市的教育水平比較高，那麼，在建同一種工廠時，農村使用的是素質低的勞動力，城市使用的是素質比較高的勞動力，那麼，農村得到的回報率就將比城市低得多。
用傳統的回歸模型來研究中國的投資回報率是不適當的，因為中國真正的教育投資回報率可以高達30％至40％。赫克曼說，在中國實物投資的回報率在不同地區的差別也很大，特別是考慮到各地區教育水平不同的時候，比方說，教育水平較低的地區，它的實物回報率遠遠低於教育水平比較高的地區。需要強調的是，市場信號經常出錯，根據市場信號計算出來的教育投資回報率就要求我們採取一些行動。如果我們現在完全開放勞務市場，就會增加人們獲取技能的激勵因素。
中國應開放人力資本市場並進一步減少人才流動限制
現在的國傢政策可能導致這樣一些結果：投資人力資本轉向實物資本，吸引內陸地區的人力資本轉向沿海地區的人力資本，沒有鼓勵在農村進行人力資本的投資。另外，似乎有一種方法可以來激勵教育進行職業培訓，就是由政府來補貼，我認為這種方法並不可行，因為要求政府進一步增加教育的投資可能是無法實現的。
另一種方法就是開放人力資本市場，放開能進行人力資本投資融資的資本市場，以便私人能進行人力資本的運作。開放市場的確會帶來一定的風險，但是可以激勵人們去獲得更多的技能。這一點很重要，如果我們開放和使勞動市場自由化，那麼一個人投資自己的教育獲得的回報率就會上升，如果達到20％至25％，他會樂意投資教育。如果教育融資的資本市場開放的話，這個人就更可能進行教育投資瞭。這種開放的勞務市場並不需要中央政府花費更多的精力，隻需要重組勞務市場和融資教育的資本市場。赫克曼認為，開放勞務市場可能會帶來不平等的風險，開放的勞務市場不一定就能遏制收入不平等的現象，但開放勞務市場並不是收入不平等的根本來源。在新的經濟體制下，這種政策是正確的。
赫克曼說，開放的勞務市場對於解決收入分配不平衡可能起不瞭太大的作用，但是把投資從實物資本轉向人力資本就可以很好地緩解這個矛盾。勞務市場公平開放、人力資本市場和貸款市場形成，減少人才流動限制，這些政策對中國目前的情況非常適合，因為這樣可以形成比較自由的環境，易於吸收更多的內部資金來投資於人力資本。
以上是赫克曼教授在武漢大學ＥＭＢＡ講壇上所作的關於中國人力資源問題的精彩演講的主要內容。赫克曼通過三大論點，直言中國的教育投資問題，同時，他還向中國政府諫言諫策，充分表現瞭一位世界級經濟學傢的高遠的眼光和胸懷。
精彩的演講不知不覺就結束瞭，在這短短的一個半小時裡，赫克曼教授給瞭我們美妙的知識，同時，也啟發我們去思考一些問題。下面，是我和我的同仁與赫克曼面對面時，針對他所講授的有關內容，在不同的時間段裡從不同的角度提出的幾個問題，綜述如下。
中國教育若另辟蹊徑可能帶動其經濟快速增長
記者：赫克曼教授，您今天演講中所用到的一些數據使我們吃驚，因為這些很有說服力的數據，有的我們在國內都無法看到。我想問的一個問題是：如果您現在是中國政府的一位主管教育的高官，面對中國現狀，面對機遇和挑戰，您最應該做的是什麼？
赫克曼：首先我回答你的關於數據的問題。獲得關於中國的統計數據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但對我而言，獲得這些數據可能比你們還容易一些。在中國的許多具體統計數據裡面，存在著很多異議，曾經有人寫論文為中國的ＧＤＰ增長到底是百分之幾而爭論，但不管怎樣，還是有很多統計數據是公開提供給大傢的。你可能沒有註意到，這使我感到遺憾。因為我覺得統計數據是非常重要的。
關於人力資源投資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其他國傢也存在著這個問題，各國政府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但我們可以分析一下別的國傢的模式，比如說瑞典和法國，在這些國傢裡，可能接受正規高等教育的人數的比例並不是非常高，但是，在他們的勞務市場中卻有很多形式各樣的如同職業教育的機構，可以幫助那些沒有能力上正規大學的人提供更多的選擇，並讓這些人和公司結成一種夥伴關系，讓他們在工作中得到培訓，得到進一步學習的機會。這可以降低學校對政府投資的需求。在中國現在的這種實際經濟水平上，10％或11％的投入已經是比較高的瞭，當然在美國這個比例是30％，如果能讓員工和公司結合起來，另辟蹊徑，將會更迅速地加快經濟的增長。
記者：您的演講中為何特別強調加大對職工再教育的投入？這種投入的最大好處在哪裡？
赫克曼：大部分研究文章表明，投入人力資本能提高工人的勞動技能，改進他們的工作效率，也就是說，可以形成一個有素質的工作隊伍。我個人認為，他的第二個好處是在改善瞭勞動素質後，可以使我們的資源有更大的靈活性和適應性，我們可以去迎接在貿易和技術上的挑戰，這一點對現在的中國，意義尤其重大。因為這個世界的變化非常之快，我們必須去創造新技術和應用技術。在過去的10年裡，包括IT技術在內的新技術發展突飛猛進，我們需要一些資源對此做出反應。我們可以看看中國目前的現狀，中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均水平隻有5％左右，文盲在中國的比例還比較高，這裡面還包括瞭老人，他們是不可能改變的。即使排除這些老人，青年人中的文盲率同DECG國傢比還是很高的，這對中國是很不利的。中國要進入世界經濟，就要求中國擁有大量高素質的勞動隊伍，提高這批勞動隊伍的水平很有必要。
考評官員政績應考察其在人力資本和教育上的投資
記者：中國地方政府似乎沒有很大的積極性支持發展教育，因為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主要是經濟指標，首要任務是招商引資，或是把城市形象搞好，而教育投入是一個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見效的行業，他們即使表現出對教育的重視，也是建造高樓或大學城，而對制度建設缺乏關註，也少見成效。您對此有何評價？
赫克曼：這個問題很好，非常重要。其實，這種問題不僅僅發生在中國，在美國，我們也發現形形色色的地方官員所關註的都是這些有形政績，比如你說的招商引資和產業發展情況等等。我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應該建立一種良好的官員責任制度。實際上FLASHER和CHEN已經做瞭關於我們所談到的這個問題的研究。我們研究一下實物資本的回報率，在各個教育水平不同的地區所獲得的回報率差異是很大的。通常在教育水平高、勞動力具備較高素質的地區，獲得的回報率也很高。而且這個回報率是實實在在的証據。你可以通過這點在銀行獲得貸款，並作為一個政績來考察。我覺得，關鍵要建立一種良好的官員制度。我們在考評政績的時候，不僅要考察你這個地區在近期的經濟表現，還要考察你對人力資本和教育的投資，考察你在今後20年或30年的經濟發展情況，這樣才能使地方官員有更多的激勵因素來做這方面的投資。
另外，我們註意到，公司本身也是教育投資的一個重要來源。一直以來，我們都把目光局限在學校上，認為隻有學校才會搞教育投資，事實上，公司本身也希望教育投資。因為接受教育投資的人可以為公司服務，帶來更好的收益，所以，公司和傢庭一樣，都希望職工、孩子接受教育。我們應該創建更多的激勵機制，為公司和學校的合作創造更好的條件。我們應該更多依賴市場的力量，而不僅僅是政府。有瞭這樣思維方式，我們才能避免地方官員產生短視行為。
總之，我認為在衡量地方官員的政績時，要考察他們的投資回報率，而不僅僅是他建瞭多少工廠和設施，隻有這樣，才能激勵他們進行正確的投資。
記者：赫克曼教授，請問究竟是什麼原因使您對中國的人力資本問題有瞭這樣深入的研究？
赫克曼：兩年前，我到重慶開一個關於西部城市資本市場的研討會，我吃驚地發現，在中國，很大程度上，人們忽略瞭對人力資本的投入，也就是對人的投資。他們從外面進口瞭很多先進的機器，卻缺少熟練操作這些機器的技術人員。我當時向重慶的政策制定者咨詢瞭這方面的有關情況，提出瞭問題。後來我繼續研究，收集這方面的數據，寫成瞭關於中國人力資本問題的論文。
以上全部內容幾乎都是關於中國人力資源問題的討論，是關於赫克曼的專業的，屬應用經濟學范疇。為瞭讓赫克曼先生輕鬆一些，我們就幾個時事問題請他發表意見，我們把他請到瞭政治經濟學領域。
赫克曼趣談中美知識產權問題
記者：美國政府是否應該降低知識壁壘，你覺得是否誇大瞭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是否有種狹隘的思想在其中作祟？發達國傢是否可以考慮對發展中國傢多輸出些知識和技術？
赫克曼：你提的問題比較有趣，就是關於知識產權保護的。當然我覺得在中國提這個問題也是比較有趣的，因為中國在這方面，可能全世界都知道，是不太尊重知識產權的。我還聽說瞭很多案例，包括本田公司起訴中國一傢汽車公司侵權案。
但是你還提到瞭另外的一層意思，我覺得也很有意思，就是說某些重要的研究項目，或者一些技術性的產品，或者說關鍵性的產品的定價上，是不是要有所考慮。當然，一個公司去投資研發新的產品，它應該獲得回報來為它的下一步研發提供資金。但是我們另一方面又希望從人道主義的角度看問題，某些關鍵性產品，對於像非洲等非常不發達的國傢應該進行較低的定價，使更多人能夠享受到這方面的利益。在這一點上，我絲毫不反對你的觀點。
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知識產權的摩擦還沒有得到完全的解決，這是不是因為美國過度強調瞭知識產權的價值呢?這個問題也沒有得到完全的解決。但是我認為，在專利方面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美國和歐洲都是希望能夠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的，但是他們卻很難保護自己的專利不被別人所模仿。比如說在二戰之後，日本在這方面就做得特別精細，因為他們在不違反任何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模仿瞭美國的一些專利。中國在這一方面恐怕也已經趕上瞭。（感謝記者本人的同學肖本學、張建林、龍希成、程志強等對本文中有關內容的參與和支持。“經濟觀察傢”欄目刊發此文，並不代表我們完全贊同詹姆斯-J-赫克曼本人的觀點，希望中國的經濟學人和網友對此進行探討延伸。此文為版權文章，其他紙質媒體若轉載或援引此文必須征得人民網本文責任編輯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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